本用不到。
因为用不到,所以也没有去换成东北币。
上次出去回来后,李想国还整理过,家里有差不多近千万的东北币。
还有三百多万软妹币,这要是换算一下,妥妥的又是接近四千万的东北币。
在这个年代的农村,绝对算得上家底殷实。
就这,还没算家里的房子还有三头牛。
原主和他奶奶当时还真想着,母牛生母牛,三年五头牛。
所以年初,看着价钱合适,外加着本身也得伺候小组的耕牛。
就买了两头母牛加上一头公牛,都是刚成年的。
这样,有公牛能干活,母牛能下崽。
过几年就能有一大群的牛。
而且这两头小母牛也争气,都配种成功了。
生产期倒是不怎么好,估摸着正好赶在过年前后。
不过总归伺候好了,也没太大问题,那样明年就有五头牛了。
那样不管是继续养着,还是养大了卖掉,都是好事。
发展生产,实际上也是这时期有了土地和家畜后,广大农民都有的普遍想法。
谁还不想自家的生活能更好些呢?
可李想国有着后世的记忆。
哪怕没亲身经历,却也多少知道后面的历史。
好日子没几年,就该成立公社了,这些家畜以及田地都要转为公有资产。
在这过程里必然涉及大量的资产,那为什么会出现一平二调三收款的行为也就完全不奇怪了。
所以那个时期,很多人都是偷着把耕牛杀掉卖肉,避免被低价公有化。
就像小岗村,加入高级社之前,有耕地一千一百亩,耕牛二十六头。
仅一九五六年冬天,小岗村就死掉了十七头耕牛。
到一九六二年,小岗村的耕地仅剩下一百亩,耕牛仅有一头半。
躺平,人家也是认真的。
人类社会发展到现在,现在的一切社会行为,都能在历史中找到重复的痕迹。
你觉得时髦、创新的,很可能都是大家祖上早就玩腻的东西。
但是,这种现象的出现,无疑会有人更着急。
这样的状况对农业生产不利,所以后来出台一些相关文件。
严禁公有化过程中,压低价格购买农民的生产物资,更严禁收缴农民存款。
这才得以遏止杀牛之风。
后边的三年灾害期间,东北也有旱灾。
但是没中原地区严重,少数地区才有绝收的情况。
所以尽管生活不可避免地苦了一些,不过却没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。
至于再后面的文革,东北的农村也没那么严苛。
本身地广人稀,监管自然宽松。
大多数农村也不过应付性地随便开个批斗会,喊喊口号。
完事儿了,群众跟被批斗者坐一起读读语录,有说有笑吃顿大锅饭然后散伙才是常态。
远不是城里那种没完没了的批斗,更没有往死里整人的情况。
毕竟每个村里就那么一两家地主、富农。
甚至有的村连富农都没,真把这地主给批斗死了,还选谁来批斗?
那不是拖了公社的后腿?
更何况,就后世的眼光来看。
东北本身没有多少那种大肆兼并土地的地主。
当然,这些人里面不乏作恶多端者,但是也有不少大地主是当年抗日的主力或者资金来源。
之后存留下来的,也大多都是小地主。
大半其实也是勤恳劳动,努力开荒的普通人。
最多也就是多了几亩地,农忙会雇几个人一起干活。
就算吃喝,也是跟着雇来的人一起吃。
日常他们的饮食,可能还没普通的农民好。
真的剥削、苛待雇农的,那只怕雇人都没人去干。
实际上这时期,只要肯下功夫,村外大片野兽出没的荒地,随你开垦多少。
自己不去开荒,盯着人家那仨瓜俩枣。
这也充分体现了恨人有笑人无的劣根性。
这样的地主再坏,还能坏过那些下乡的知青?
每个时代,都要有人成为代价。
当然,知青同样也是特殊时代的受害者。
这一点,也是毋庸置疑的。
大半正常的人,也不会再留恋怀念那些苦难。
或许每个时代,都要有人成为代价。
只不过身处局中,只有聪明或者运气好的少数人才能跳出迷局,躲过那些不属于他们的磨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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