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我们应当通过战争的手段争取到权益吗?”
“恰恰相反,”帕特里克道,“我支持和平,我更热爱和平。然而我想要的和平,英国想要的和平不能是跪着的乞求来的和平,而必须是平等的真正的彼此尊重的和平!”
“您刚才提到,我们是二流国家。”主持人问,“这是您的真实想法吗?”
“这是美丽国人对我们的看法。”帕特里克道,“我热爱我的祖国,我们有着悠久的历史,丰富的文化,我们曾经极为发达繁盛,站在过这个世界的顶端……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。”
“但这并不是我热爱它的理由,我生长在这片土地,我的父辈、祖辈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的一生,他们付出了很多,他们希望我们能够过得幸福。这种期望传递给了我,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孩子,也会将这种希望传递给他。”
“这种血脉、亲族、文化、岁月的代代的传递,即是我们的文明脉络,脱离了它,我便不再是我,英国人就不再是英国人,我们与我们的国家不可分割,这种一体性,使我如同爱自己一样,爱着自己的国家。”
“因此我不会说我们是二流国家,更不认为我们是二流国家。但我们却必须承认的是,我们已经从曾经的巅峰衰落了下来,我们确实比过去衰弱了许多,无论是经济、军事文化等等,我们都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主导者了。”
“这并不会影响我对祖国的热爱,但同时,我也希望人们能够正视这一点。”
“那么您认为,是什么导致了这种衰落?”主持人问。
“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命题,”帕特里克道,“这涉及到了世界格局的变迁,涉及到了经济、科技的发展,涉及到了地缘政治,有很多因素是我们无法阻挡的,但当然,这其中有一部分是我们的内部原因。身为一个政治家,我可以就我们的政治制度说一些看法。”
“我们的崛起,同样有着各种因素,但若从内部来讲,则是由于从1215年的大宪章开始,到光荣革命,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立法和改革,拓宽并支撑了资本主义的权利,用更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,逐步替换了落后的君主专制,这使我们赶上了当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潮流,解开了束缚在生产力之上的枷锁。”
“可以说,任何国家的起伏,都是在于其对于人类文明进程的适应程度。人类文明的进程有其必然的发展规律,顺应它就可以乘风而上,逆势者则必将败亡。”
“我们的崛起是因为顺应了全球资本主义崛起的大潮,我们的衰落则同样是由于故步自封,掐死了自身的改革之路,使得自身与历史浪潮日益脱节。”
“光荣革命之后,我们的政治格局虽然也有了许多的改良,但二十世纪以来,两党争锋几乎使得我们的政治陷入了窝里斗的局面。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,一方上台,另一方必然拼命扯后腿。双方相互牵制,相互拆台,这使得我们政体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内耗,把精力都放在了对付政治敌人,而不是有益于国家利益的真正事务上。”
“因此,我们的自我改良进程被截断了,我们开始渐渐地不再适应这个日渐快速变化的世界,我们成为了他国眼中的老古董,顽固不化,抱残守缺,不知进取,我们从日不落帝国,成为了夕阳国家。”
“您的论调,听起来,像是红色主义。”主持人提醒道。
“什么主义并不重要,”帕特里克道,“资本主义,红色主义,谁能更好的适应世界的变化,谁就是好的主义。或许我们是该重新考虑一下,到底是什么更适合我们了。”
“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,邓肯先生,”主持人道,“最后,您还想对电视机前的观众们说些什么吗?”
“也感谢天空广播的邀请,”帕特里克道,“借这个机会,我想对所有英国人民说。我们是一个繁盛的民族,我们创造并孕育了辉煌的文明,我们的国家曾经极为强盛。”
“请热爱自己的祖国,让它再次伟大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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